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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貴平
  某些時候,母校對一個人的重要程度,幾乎不亞於他的故鄉。
  海子這樣唱過:“我要還家,我要轉回故鄉。我要在故鄉的天空下,沉默寡言或大聲談吐。”
  當年在重慶就讀的師範大學,就是沉睡在我心底的精神故鄉,它在我人生長河中盪起過太多的漣漪——關於青春的夢囈,關於性情的重塑,關於閱讀的思索,關於對人文世界的窺探……但很長一段時間,大學被我淡出了視線。不是我“數典忘祖”,而是離校30年因瑣碎事務而變得迷亂的心,幾乎沒有盛容她的地方;或者說,我不希望俗世事務與美麗母校同處一“室”,就像公園裡的假山沒有資格和歌樂山比肩。
  我知道有個比喻也許很蹩腳:在流星般的影視明星中,我最迷戀的是奧黛麗·赫本(準確說是《羅馬假日》里的赫本)。赫本在上世紀50年代的銀幕形象,一直牢牢存活我心,如瑩亮的月光,讓一個人的靈魂在那麼長時間自以為是的清凈澄澈。今天,我心目中的奧黛麗·赫本——大學校園漸行漸遠了。遠去了的,不只是那所大學的外部形態——月影中蛙聲陣陣的荷塘,陽光下鳥兒啁啾的青石板階梯,“第二校園”沙坪公園藏在草叢的布穀鳥、畫眉、蜜蜂和蕨菜;也不只是校園裡的那些溫馨的人事——課堂上以詩解詩的古典文學教授,圖書館里拿徐志摩詩集青澀示愛的男生……消失了的,更是屬於那個年代的純真氛圍。
  如今,倘若你去沙坪壩重師看看,那林立的商鋪,喧囂的車輛,耀眼的幕牆,繁雜的廣告牌,讓你不得不驚嘆,這世界變化太大了,這現代拆遷改造的效率太可怕了,一夜之間,來不及告別,一座母校的記憶被驅趕得一干二凈。於是,從6年前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三峽廣場好不容易找到故地,我就一聲嘆息,今天的“重師”與我還有多少關係?我回母校還能看到些什麼?
  是的,一座美麗的鏡像被打碎了,碾成粉,早已從另一副模具里脫胎出來,它們身穿統一制服的克隆軍團,成了一個時代的集體分泌物。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,每個人只能指認和珍藏一個母校,那麼,面對今天千篇一律的改造,我們還有使用“母校”一詞的勇氣和依據嗎?我們還有抒情的心靈基礎嗎?
  不只是校園裡的那些人那些事,我們身邊的一切都仿佛被縉雲山濃霧籠罩著很難看清真實面目,又宛如今天聒噪的流行音樂,早已蓋過優美舒緩的校園歌曲,催生人們前赴後繼熱血賁張的淘金夢。朝雲暮雨的人間萬象,連最富想象力的“星空哲學家”康德也難以想到。
  當年的大學同窗,也猶如滔滔嘉陵江里的紛亂石頭,經過九曲縈迴千沖萬磨,全然沒了本來的形象輪廓。這些年,多少次同窗聚會我都驚詫,許多人像是夢中故事的某個主角,其現實處境反差之大,讓人一度想到了魯迅先生筆下的“我”和閏土。
  30年,盡可以當作是一個古老飄搖的傳說。仿佛有個聲音,如同久石讓的風之谷旋律,如泣如訴,讓聽者在沉吟中懷想憂傷。
  不過,我有時又懷疑,“不回母校”似乎是個偽命題,正如《肖申克的救贖》所說:“雖然我們沒有翅膀,但我們不能放棄飛翔的夢想。”就我個人來說,步履不回母校,並不代表我的心魂沒有重回過校園。大學厚德寬鬆的人文環境,頤養了我的情性並深深影響我的人生觀:我對歐美文學和唐代邊塞詩歌的入迷,對自然山水的青睞,對古老歷史遺存的敬畏,對“白天有鮮花,晚上有月光”人生境界的崇尚,都源於大山城那所高校溫潤學風的滋養。
  從這個角度看,我們每個人,都有自己“致青春”的獨特審視。
  (原標題:不回母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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